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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文稿的“五要、五不要”


来源: 日期:2018-09-17

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起草文稿的“五要、五不要”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8年夏季毕业典礼举行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作为嘉宾寄语毕业生。杨伟民结合自己三十多年从事政策研究和起草政策文件的经历,从“写文章”这个视角入手,勉励同学们如何做事、做人。文章精彩绝伦,杨伟民通过亲历的生动案例,不仅向毕业生阐释了做好研究、起草文件的诀窍,也诠释了人生的真谛。值得您细细品读,启发极大。

他说:“自1989年进入政府部门后,我的职务在变,从主任科员升到副部,但有一条没有变,就是坚持自己动手、自己动笔、自己动脑(电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抠。中央财办就是这样一种工作方式,领导班子成员都是亲自动手,官越大,写的越多。”

杨伟民,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主任。

非常荣幸参加这个盛典。对本届毕业生们圆满完成学业、对老师们又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表示衷心祝贺。

我过去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大半生干的就一件事,码字。成千上万的汉字,如何组合、如何配置才能有用,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呢?我把自己30多年组合文字的体会说给大家听听,也许对大家今后会有点用。

第一,要研究,不要写文章。好的文稿是研究出来的,不是做文章做出来的。写不出来、写不好的,肯定是因为没有想法,没有想法肯定是研究不够。我们的研究,不同于研究机构的研究,属于问题导向型、对策建议型、方案比选型研究。研究方式也不是事先列个课题,拉开架势写,很多情况下,研究是贯穿到一篇文稿从拉提纲到成稿的几十遍的反反复复的修改中的。

要研究,是因为责任重大。我们的研究成果直接体现为总书记的讲话、党中央的文件、全国人大批准的规划,成为党中央决策、国家意志、政府工作重点。如果新词很多,口号很响,空话套话满满,但看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干,这样的文稿,就不是好文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反复研究的结果,不是为了写文章写出来的。

2012年第4季度到2015年,经济运行面临“四降一升”,增长速度、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工业品价格持续下降,金融风险上升。“四降一升”,关键点在哪里?反复研究讨论,大家最后认为是价格,是工业品价格连续50多个月的下跌,带来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下降。价格为什么跌,是需求不足,还是产能过剩?是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是需求侧问题,还是供给侧问题。当时,钢铁、煤炭价格连续两年下降,但全社会表观消费量却在减少,供求规律为什么失效了?原因不是基建投资规模小、增长速度慢等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是钢铁、煤炭的产能产量达到了物理性峰值。

所以,“四降一升”是现象,主要矛盾是结构性失衡、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深刻根源是僵尸企业不能及时出清这类要素配置的扭曲。这种情况下,刺激需求,增发货币,加大投资,不仅边际效益递减,而且会加剧产能过剩和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告诉大家要干正确的事,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16年10月价格稳住了,第4季度增长也稳住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我国1998年以来一直奉行的扩大需求政策的颠覆性变革,是宏观调控的方向性改变。治大国如烹小鲜。没有深入的研究思考和比选,是不敢提出这种颠覆性思路的。

第二,要思考,不要浅尝辄止。对任何问题,都要深入思考,刨根问底,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像剥洋葱一样,由表及里,一层层剥,找出最终的病根。这样形成的看法,肯定是独特的。

大家都知道北京患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交通拥堵、污染严重、水资源短缺,房价过高。有的认为是外地人来的太多,千方百计控制人口,但为什么越控制人越多呢?人是跟着就业岗位走的,农业社会人跟着耕地走,工业社会人跟着功能走,功能来了,就业岗位来了,人就来了。既要建设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总部基地、工业基地、商贸中心、物流中心、交通枢纽、航运中心,又要成为文化体育中心、教育医疗中心、科技研发中心,所有功能集于一城,就堵不住人口的蜂拥而入、房价的蒸蒸日上,也难免拥挤不堪的交通、频频光临的雾霾。北京的城市病,病根是功能太多,功能走了,人才能走。治疗城市病,必须动外科手术,疏解北京功能。疏解到哪里去呢?重点是天津、河北,这就有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才有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

第三,要创新,不要人云亦云。创新是起草文稿的灵魂。解决中国特有的发展难题,既不能全盘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学,必须敢想,敢于突破理论的、体制的条条框框,有创新性思维,超前性意识。

起草十八届三中全会时,起草组工作班子的领导就要求大家创新,在哪些方面创新呢?作为改革文件,必须在基础性制度上创新。中国40年的改革,一直是围绕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是产权制度或所有制改革,二是市场化改革。最后,反复研究讨论,把过去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这种创新,其意义不亚于当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年虽然提出了这一改革方向,但没有定义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基本点上留下了尾巴。改为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告诉全党全社会,虽然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共同规律我们必须遵守。

再如,套用西方的基尼系数来衡量我国的区域差距就是正确的吗?这能成为政策方向吗?经济理论需要抽象,可以抽象掉东部地区和青藏高原的海拔,但制定经济政策如果也抽象掉这种海拔,就会犯历史性错误。区域协调发展,绝不是要缩小青藏高原的GDP差距。青藏高原是世界第三级,生态极其重要,若为了缩小差距、增加GDP而盲目开发、过度开发,对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将是釜底抽薪式的毁灭性破坏。基于这样的创新性、超前性思维,我们在2003年提出了主体功能区的概念,各地区应该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推动发展。随后,又提出了空间均衡、空间发展、空间结构、空间规划、空间治理、生态产品、开发强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一系列概念,成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要坚持,不要轻言妥协。真理是坚持下来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应该是文稿起草者的职业准则。对各方面意见,有些不得不妥协;有些能坚持就坚持,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坚持下来的内容,往往最亮眼的、最有用的。

在编制“十一五”规划时,我们提出主要污染物减排10%的约束性指标,尽管有关方面一直不同意,但我们一直坚持,并请当时的国家发改委主要领导事先向国务院领导小范围汇报一次,这样国务院领导事先有了思想准备。第二天国务院全体会讨论时,有关方面刚要提出不同意见,就被国务院领导挡回去了。事后看,二氧化硫和COD减排10%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就看你是不是真干。十八大报告对生态环境形势的判断说得很重的,即“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当时有的领导认为说过了,但我们坚持不改。十八大一结束,北京就遭遇了严重雾霾,后来大家说,幸亏没有改。

当年提出主体功能区时,国家发改委内部就有不同意见,我们坚持下来了。在中央研究“十一五”规划建议时,工作班子激烈争辩,说服了大家,坚持了下来。后来起草组讨论时,有的地方领导不同意,说限制开发就是限制发展,当时两位部级领导坚持了没有改。

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十七大仍有这个目标。起草十八大报告时,觉得这个目标实现不了,建议删除,但没有被采纳。三年后,在起草十八届五中全会时,仍建议删除,被采纳了,改为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十九大报告也没有再提这一目标。我们现在的发展水平,说再过三年就基本实现工业化,可能吗?中国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220种产品产量世界第一。但是,中国产品质量居世界第一有多少啊?哪个是你原创的,拥有自己技术的企业有多少,产业链上别人离不开的技术有吗?别人一断货,就休克了,好意思说基本实现工业化了吗?工业化是质与量的统一,有规模没质量,不能说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工业化也不能仅看工业,还要看农业,我们的农业还是小农的、传统的,离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第五,要动手,不要捉刀代笔。自1989年进入政府部门后,我的职务在变,从主任科员升到副部,但有一条没有变,就是坚持自己动手、自己动笔、自己动脑(电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抠。中央财办就是这样一种工作方式,领导班子成员都是亲自动手,官越大,写的越多。

要动手,是要把握文稿之魂。各个部分可以分工负责、写出初稿,但好的文稿,要求主持者按照统一的想法统稿修改,这样才能有贯穿全篇的思想,一以贯之的逻辑。

要动手,是职责所在。起草文稿也是一种权力,是对决策的影响力。手中这只笔,重如泰山,自己不动笔,就意味着放弃了权力,更是一种失职。

要动手,也是个人成长的需要。大脑要用,文笔要练。不动脑,就出不了好主意;不动手,就练不出好文笔。没有好主意、好文笔,就跟不上时代,随时会被时代“调整”掉。

要动手,是因为把起草文稿当作事业。这样,就能写出乐趣、写出快乐、写出人生价值。

我给大家说这些,不是让大家从事这个职业。码字其实是很苦的,一旦上了车,很难下来,所谓的乐也是不过是苦中求乐。

杨伟民是一位“笔杆子”,通过这篇讲话得知,他不仅思想视野开阔,文字功力深厚,而且对文字要求标准特别高,甚至连标点都要反复琢磨,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文字工作者学习。

很多文字战线的朋友们表示看得不够过瘾,学得不够解渴,希望再添“一把火”。故选取毛泽东、鲁迅、郭沫若、老舍、胡乔木、胡绳、邓力群、于光远、王梦奎等文学巨匠关于文章写作的经典论述,对这篇讲话进行了适当的旁批和补充,希望对广大文字工作者有所帮助,以下内容蓝字为旁批和补充。

第一,要研究,不要写文章。好的文稿是研究出来的,不是做文章做出来的。写不出来、写不好的,肯定是因为没有想法,没有想法肯定是研究不够。我们的研究,不同于研究机构的研究,属于问题导向型、对策建议型、方案比选型研究。研究方式也不是事先列个课题,拉开架势写,很多情况下,研究是贯穿到一篇文稿从拉提纲到成稿的几十遍的反反复复的修改中的。(在义理、考据和辞章这三者中,义理应当是灵魂、是统帅。因为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而材料是要由观点来统率的。如果一篇文章,有的只是华丽的词藻,有的只是庞杂的材料,却并不打算说明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人们读过以后,根本不知道作者是在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那样的文章,人们通常就称之为“没有观点”的文章,也就是没有灵魂的文章。真正的好文章,一定要鲜明而有力地拥护那应当拥护的东西,同时也一定要鲜明而有力地反对那应当反对的东西。这才会是生气勃勃的好文章。摘自施向东(胡绳主笔的写作组)的《义理、考据和辞章》)

要研究,是因为责任重大。我们的研究成果直接体现为领导人的讲话、党中央的文件、全国人大批准的规划,成为党中央决策、国家意志、政府工作重点。如果新词很多,口号很响,空话套话满满,但看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干,这样的文稿,就不是好文稿。领导人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反复研究的结果,不是为了写文章写出来的。(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写不下去的情形,这是好事,因为这就暴露了需要解决的矛盾。写不下去,有时是因为我们对于书面语言这个工具还没有很好地掌握。但有时并不是因为缺乏表达能力,而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还不够成熟。自己虽然觉得已经弄通了,其实这种思想还是比较杂乱,比较暖昧的,或者还只有个粗糙的轮廓,其中细节还很不周到。在这种情形下,当然写不成好文章。但是如果不写,也许还不能发现这种情形。遇到这种矛盾怎么办?最好不要急于写下去。这时候,就应当进行各种必要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看书,和别人讨论等等),继续酝酿,继续思索,继续研究,使自己的思想脱离那种暧昧、混乱和粗疏的状态。材料充分了,观点明确了,论据完备了,条理清楚了,然后才能写好改好。有时我们研究一个问题,起初未必能预见到它的广度和深度,到了写不下去的时候,才意识到它的复杂性。所以写作过程常常能引导着我们的思想进入新的境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苦恼和喜悦,在写文章的过程中是常常会经历到的。摘自施向东(胡绳主笔的写作组)的《关于写文章》)

2012年第4季度到2015年,经济运行面临“四降一升”,增长速度、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工业品价格持续下降,金融风险上升。“四降一升”,关键点在哪里?反复研究讨论,大家最后认为是价格,是工业品价格连续50多个月的下跌,带来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下降。价格为什么跌,是需求不足,还是产能过剩?是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是需求侧问题,还是供给侧问题。当时,钢铁、煤炭价格连续两年下降,但全社会表观消费量却在减少,供求规律为什么失效了?原因不是基建投资规模小、增长速度慢等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是钢铁、煤炭的产能产量达到了物理性峰值。

所以,“四降一升”是现象,主要矛盾是结构性失衡、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深刻根源是僵尸企业不能及时出清这类要素配置的扭曲。这种情况下,刺激需求,增发货币,加大投资,不仅边际效益递减,而且会加剧产能过剩和金融风险。领导人及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告诉大家要干正确的事,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16年10月价格稳住了,第4季度增长也稳住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我国1998年以来一直奉行的扩大需求政策的颠覆性变革,是宏观调控的方向性改变。治大国如烹小鲜。没有深入的研究思考和比选,是不敢提出这种颠覆性思路的。(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摘自鲁迅的《创作要怎样才会好?》)

第二,要思考,不要浅尝辄止。对任何问题,都要深入思考,刨根问底,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像剥洋葱一样,由表及里,一层层剥,找出最终的病根。这样形成的看法,肯定是独特的。(我在一篇超短文中写到,“问号”在懒汉那里,只是迷茫,只是绊脚石;而在勤于思索的人那里,就如巴尔扎克所说,是“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我接着写道:“问号的形象,是钩子。有这种钩子,也就有可能钩到知识的答案。否则,即使几度进入知识宝库,也会空手而回。”完全由问题也可能写成好文,屈原的《天问》不就是吗?关于问好的形象是钩子,这是我的“伟大发现”,这个发现帮助我能够比较生动地讲心中要有多一些问号,有可能“钩到”答案。到底问号为什么会写成这样,我并没有想去研究。可是因为我说过那样的话,回来我就真的看到问号为什么写成这样子的小文章。这篇文章从西班牙的出版物中问句前面有问号、后面有问号说起(前后两个问号的做法,犹如普通引文前后都有引号相似。我1983年去过西班牙,在那里翻过西班牙的书,看到那时的情况还是这样。我不知道现在西班牙的出版物是否变了。)讲问号的历史原来开始是用拉丁文写一个问号,questo,后来改用一个Q,漫漫这个Q就简化成现在问号的形象。“钩到的”这个比喻,我还进一步发挥,知识钩到之后,就可以挂到衣柜里去,分类挂起来,这个挂在这,这个挂在那,我穿西装,穿夹克衫,拿起来,知识用起来就方便了。这里我想说一句我过去说过的话“做研究学问的有心人”。这种有心人,就是对许多事情心里有问号的人,就是对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高度注意和高度敏感的人。摘自于光远的《治学方法十六条》)

(发议论当然也有难处。虽然说的是某一点意思,但牵涉到各个方面。有时会感到层次太多,正面反面都要讲,用了许多“虽然”、“但是”、“这一方面”、“那一方面”,讲得很复杂,还是没有能够把道理说透。其实从很复杂的道理中总可以找到一个比较简明的逻辑程序,先抓到最要害的一点,然后把其他必须说到的各点各得其所地安排好,这样就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把道理讲清楚,所发的议论也就比较充分了。当然,要找到这种逻辑程序不是很容易的事。说不清楚往往是因为还没有想清楚的缘故。摘自胡绳的《漫谈读书、写作及其他》)

大家都知道北京患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交通拥堵、污染严重、水资源短缺,房价过高。有的认为是外地人来的太多,千方百计控制人口,但为什么越控制人越多呢?人是跟着就业岗位走的,农业社会人跟着耕地走,工业社会人跟着功能走,功能来了,就业岗位来了,人就来了。既要建设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总部基地、工业基地、商贸中心、物流中心、交通枢纽、航运中心,又要成为文化体育中心、教育医疗中心、科技研发中心,所有功能集于一城,就堵不住人口的蜂拥而入、房价的蒸蒸日上,也难免拥挤不堪的交通、频频光临的雾霾。北京的城市病,病根是功能太多,功能走了,人才能走。治疗城市病,必须动外科手术,疏解北京功能。疏解到哪里去呢?重点是天津、河北,这就有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才有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你们去看一看中药铺,那里的药柜子上有许多抽屉格子,每个格子上面贴着药名,当归、熟地、大黄、芒硝,应有尽有。这个方法,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到了。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我不是说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说那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不对。现在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摘自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

第三,要创新,不要人云亦云。创新是起草文稿的灵魂。解决中国特有的发展难题,既不能全盘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学,必须敢想,敢于突破理论的、体制的条条框框,有创新性思维,超前性意识。(学术界、理论界应该有创新的作品,但是,不把前人许多正确的东西好好总结,就随便发表一个自以为有突破的东西,这不能叫做创新。如果过去的研究,在某些问题上,有错误的认识,作出了错误的结论,我们是应该用新的认识、新的结论来代替它。对于通过历史的实践,经过前人刻苦地研究取得的正确的观点,联系今天的实际,作出一点新的、超过前人的发挥,这也应该说是一种创造性。我写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历史界有人问我,你这本书有哪些新的突破。我说没有什么突破。我主要是把几十年以来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些基本论点作了发挥。这些基本论点的正确性,不但被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80年的历史实践所证明,而且被这以后的历史实践所证明。我不能脱离这些论点。但我不是简单地复述这些论点的正确性,而是用比较细致的分析来充实这些论点,把这些概括的论点中所包含着的丰富内容,尽可能有血有肉地呈现出来。当然,在一些个别问题上我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不对,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摘自胡绳的《漫谈读书、写作及其他》)

起草十八届三中全会时,起草组工作班子的领导就要求大家创新,在哪些方面创新呢?作为改革文件,必须在基础性制度上创新。中国40年的改革,一直是围绕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是产权制度或所有制改革,二是市场化改革。最后,反复研究讨论,把过去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这种创新,其意义不亚于当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年虽然提出了这一改革方向,但没有定义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基本点上留下了尾巴。改为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告诉全党全社会,虽然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共同规律我们必须遵守。

再如,套用西方的基尼系数来衡量我国的区域差距就是正确的吗?这能成为政策方向吗?经济理论需要抽象,可以抽象掉东部地区和青藏高原的海拔,但制定经济政策如果也抽象掉这种海拔,就会犯历史性错误。区域协调发展,绝不是要缩小青藏高原的GDP差距。青藏高原是世界第三级,生态极其重要,若为了缩小差距、增加GDP而盲目开发、过度开发,对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将是釜底抽薪式的毁灭性破坏。基于这样的创新性、超前性思维,我们在2003年提出了主体功能区的概念,各地区应该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推动发展。随后,又提出了空间均衡、空间发展、空间结构、空间规划、空间治理、生态产品、开发强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一系列概念,成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什么文章最要紧的莫过于内容,而内容要有新的东西。几十字的消息,或几千字的通讯或论文,都是一样。既然是提笔写作,那么必然是有什么话非告诉别人不可。如无此种必需,那又何必写作呢?写文应如给朋友写信一样。每次有每次不同的问题,每次有每次不同的意思,不同的语调。给朋友写信,不能按着别人的信照抄,写文章也不能抄袭别人的意思或词句。已经讲过的再来重复,有类于鹦鹉学话,别人是不高兴听的。好在我们生活中新的事情多得很,只要能钻进生活内部观察,来寻找,那么,新材料是写不完的。新的材料是重要的,同时又要写得具体细致。我们常喜用抽象的名词来说明事情。但这些笼统的空洞的话常使人摸不着头脑。譬如只说某人在学习中有了进步,就不如说他以前做工作是怎样,现在做工作是怎样,以前看问题是如何,现在看问题是如何。用抽象的话来说,就好像雾中看人,若见若不见。用具体的事情来说,就好像看见人的面貌,听见人的声音,使人觉得真切实在。但要写得具体真切,先要自己懂得具体真切。只有不停留在表面的轮廓的、漫画般的观察,而对于自己所要写的事情,有仔细的研究,有周密的考察,才能办到。摘自1942年《解放日报》社论《报纸和新的文风》)

(人是喜欢生动的。为什么这样呢?这牵涉到一个哲学问题,要由研究哲学的人来解释。我想人终归是动物,是喜欢生动的、喜欢变化的。文章怎样才能有变化?在于有正面的东西,又有反面的东西,有陈述的语气,又有疑问的语气。如果一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是句号,恐怕就不是好文章。好比说书的人,他说书总要有悬念,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才能吸引人。文章没有悬念,就平。海浪远看是平的,近看就不平。浪给了诗人很大的灵感。为什么呢?因为海浪汹涌澎湃,给予人一种生命激动的感觉。浪有高有低,当浪头从高处跌下的时候,就使人感到一种惊恐;接着又要看它继续发生的变化。不会写文章的人,就应当到有悬崖的海边去看看,看看自己的文章里有没有这种波浪、悬崖,有没有这种奔腾澎裤、冲激和激怒。摘自胡乔木的《在报纸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标新立异是文章内容和形式的创新,要有新鲜的见解,也要追求不同于别人的更好的表达方式,形成自己的文章风格。即使同样的主题,同样的题材和体裁,在表现形式和语言上也要追求“新”和“异”。毛泽东的文章,鲁迅的文章,即使不署名,细心的读者也能辨认出是谁写的。同样的题目,不论是论文、散文还是诗歌,不同的作者可以写出不同的文章,而且各具特色。标新立异的根据,是基于现实生活的生动活泼的创造,是对中外优秀思想文化遗产的继承,而不是无根据的说些惊世骇俗的大话,用片面性、绝对化的言词哗众取宠。郑板桥题书斋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是他的艺术追求,也是文章之道。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说锤炼语言要下功夫,不是追求怪诞。摘自王梦奎的《文章写作十二题》)

第四,要坚持,不要轻言妥协。真理是坚持下来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应该是文稿起草者的职业准则。对各方面意见,有些不得不妥协;有些能坚持就坚持,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坚持下来的内容,往往最亮眼的、最有用的。

在编制“十一五”规划时,我们提出主要污染物减排10%的约束性指标,尽管有关方面一直不同意,但我们一直坚持,并请当时的国家发改委主要领导事先向国务院领导小范围汇报一次,这样国务院领导事先有了思想准备。第二天国务院全体会讨论时,有关方面刚要提出不同意见,就被国务院领导挡回去了。事后看,二氧化硫和COD减排10%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就看你是不是真干。十八大报告对生态环境形势的判断说得很重的,即“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当时有的领导认为说过了,但我们坚持不改。十八大一结束,北京就遭遇了严重雾霾,后来大家说,幸亏没有改。

当年提出主体功能区时,国家发改委内部就有不同意见,我们坚持下来了。在中央研究“十一五”规划建议时,工作班子激烈争辩,说服了大家,坚持了下来。后来起草组讨论时,有的地方领导不同意,说限制开发就是限制发展,当时两位部级领导坚持了没有改。

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十七大仍有这个目标。起草十八大报告时,觉得这个目标实现不了,建议删除,但没有被采纳。三年后,在起草十八届五中全会时,仍建议删除,被采纳了,改为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十九大报告也没有再提这一目标。我们现在的发展水平,说再过三年就基本实现工业化,可能吗?中国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220种产品产量世界第一。但是,中国产品质量居世界第一有多少啊?哪个是你原创的,拥有自己技术的企业有多少,产业链上别人离不开的技术有吗?别人一断货,就休克了,好意思说基本实现工业化了吗?工业化是质与量的统一,有规模没质量,不能说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工业化也不能仅看工业,还要看农业,我们的农业还是小农的、传统的,离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第五,要动手,不要捉刀代笔。自1989年进入政府部门后,我的职务在变,从主任科员升到副部,但有一条没有变,就是坚持自己动手、自己动笔、自己动脑(电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抠。中央财办就是这样一种工作方式,领导班子成员都是亲自动手,官越大,写的越多。(标点一定要恰当。标点好像一个人的五官,不能因为它不是字就看得无足重轻。标点错了,意义也就变了。摘自郭沫若的《关于文风问题答《新观察》记者问》)

要动手,是要把握文稿之魂。各个部分可以分工负责、写出初稿,但好的文稿,要求主持者按照统一的想法统稿修改,这样才能有贯穿全篇的思想,一以贯之的逻辑。(文章必须修改,谁也不能一下子就写成一大篇,又快又好。怎么修改呢?我们应当先把不必要的话,不必要的字,狠狠地测去,像农人锄草那样。不要心疼一句好句子,或一个漂亮字,假若那一句那一字在全段全句中并不起什么好的作用。文章正像一个活东西,全体都匀称调谐就美,孤零仃的只有一处美,可是跟全体不调谐,就不美。比方说,一个人长得并不俊,服装也不整齐,可是戴了一顶极漂亮的帽子,那能教他变成美人吗?不能!文章也是这样。“愤怒的葡萄”呵,“潺潺的流水”呵,单看起来也许不错,要是放错了地方就不中用;删去它,别心疼!若是整段可有可无,整段就都可以删去。文章必须简练经济,不要以多为胜。一句话说到家,比十句八句还更顶事。不着边际的话一概要删去。摘自老舍的《和工人同志们谈写作》)

(一般文章的毛病,根本成问题的大概不外乎观点错误,不合事实,教条主义,空洞无物等项。并不是整篇要不得而是局部内容或表现形式有缺点、必须加以修改的却相当多。就我所能想到的缺点列举出来,就有这些:一、抽象笼统,叙事不具体,说理不分析;二、根据不足,就下断语,我要怎样说就怎样说,信不信由你;三、强调一点,不加限制,反驳别人,易走极端,没有分寸,不够周密;四、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说得很多,以为只有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五、别人不知道的事情说得很少,以为自已知道别人也知道;六、许多事情或问题,随便放在一起,没有中心,没有层次,逐段读时也还可以,读完以后一片模糊;七、写到下句不管上句,写到后面不管前面;八、信手写来,离题万里,偏又爱惜,舍不得割弃;九、抄书太多,使人昏昏欲睡;一○、生造词头,乱用术语,疙里疙瘩,词不达意;一一、没有吸取说话里面的单纯易懂、生动亲切等好处,只剩下说话里面的罗嗦重复、马虎破碎等缺点;一二、没有学到外国语法的精密,却摹仿翻译文字造长句子,想把天下的事情一口气说完,一直是逗点到底。选自何其芳的《谈修改文章》)

要动手,是职责所在。起草文稿也是一种权力,是对决策的影响力。手中这只笔,重如泰山,自己不动笔,就意味着放弃了权力,更是一种失职。

要动手,也是个人成长的需要。大脑要用,文笔要练。不动脑,就出不了好主意;不动手,就练不出好文笔。没有好主意、好文笔,就跟不上时代,随时会被时代“调整”掉。(写文章要早起步。“文自胡说始,诗从放屁来。”“初生牛犊不怕虎”,容易放得开。起步晚了,容易发生眼高手低的问题。30岁时可以拿60分的文章去投稿,40岁就不会有这种勇气了。普通干部有这种勇气,当了官就可能没有这种勇气了。摘自王梦奎的《文章写作十二题》)

(写文章要有自己的风格,但作为一个初学写作者,各种风格,各种体裁都可以学一学。我讲的不是漫无边际的学,而是有选择的学,从内容上来讲,主要的是学正面的,特别要抓住一个较好的作家,一种较好的体裁,一篇较好的文章,反复学习,多读精练,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一段时间内突破一种文体,就会见效。多种风格的文章都学,都练。这样天才日久,就会摸出路子来,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是学习别人的作品,特别是一些旧的作家的作品,要有分析态度,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排泄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摘自林豆豆的《爸爸教我怎样学会写文章》)

要动手,是因为把起草文稿当作事业。这样,就能写出乐趣、写出快乐、写出人生价值。(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摘自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六十条》)

我给大家说这些,不是让大家从事这个职业。码字其实是很苦的,一旦上了车,很难下来,所谓的乐也是不过是苦中求乐。(1964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培养接班人。我那时在《红旗》,我们编辑部也响应号召,吸收一部分年青人到编辑部工作,那时选了二十多个大学毕业生。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我们对他们讲,你们在《红旗》要想成为真正独立的编辑,没有十年不行,如果十年好好用功,你就可以成为水平比较高的编辑人员。你们进入社会科学院年岁大了一点,不能怨别人,只能怨林彪、“四人帮”把你们耽误了。老实说,你们进来时的水平,比那时的大学毕业生的政治、理论、文字水平要差一些。但是有一点比他们强,你们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大动乱,取得了正反面的经验,还做了一段工作,这一点比他们刚出学校就进机关要强得多。两相比较,你们用的时间要比他们短一点,但是没有五、六年也是不行的,着急是没用的。用一两年功夫,写一两篇文章,热热闹闹,飘飘浮浮,仅此而已,就没有希望。要安心在课堂里听讲,安心在图书馆阅览室里读书,收集材料,认真研究问题,钻研专业,排除各种各样的干扰和引诱。过去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又说修行的和尚,要修行得出,得面壁十年,他们那是唯心主义。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十年不够,因为物质生活,客观世界,比脑子里的空想不知要复杂多少,认识一个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比那个唯心主义的幻想,要困难得多,没有更长的时间不行。你们有实践经验,比大学生可以短一点,五、六年里要切切实实地用功。没有这一条,今天想这个,明天想那个,今天看到这些事去凑一下热闹,明天看到那件事能出风头也去凑一下,五心不定,六神无主,时间是很容易晃过去的。如果三十五、六岁还走不上正路,我可以写保票,以后就没有多大希望了。摘自邓力群的《关于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

再次祝贺大家、祝福大家!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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